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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杀虫剂 、杀菌剂的大量施用产生了农药残留 、环境污染和病虫抗药性等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关注 。 1967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组织召开的 “ 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 专家组会议上明确了综合防治（ Integrated pest control, IPC ）的概念 , 随后发展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首先开展了综合防治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1972 年美国由政府部门投资和组织实施了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的 IPC 或 IPM 项目 ， 1992 年国际昆虫学会议在探讨 21 世纪植保科技前景中提出 “Biointensive IPM ” 的新思想 ，即生物强化害虫综合治理，其研究内容包括作物抗性、天敌保护利用、栽培制度 、生物农药的利用等 。我国 1975 年提出 “ 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 ” 的植保工作方针 ， 1986 年提出了类似国外 IPM 的定义，即“ 综合防治是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系 。它从农业生态系统整体出发 ，根据有害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因地制宜地协调应用必要的措施 ，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允许水平以下 ，以获得最佳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 。随着对害虫进行管理思想的提出，人们开始强调 “ 经济受害水平 ”（ Economic Injury Level, EIL ）和“ 经济阈值 ”（ Economic Threshold, ET ）。在防治策略上 ，改变了彻底消灭害虫的想法 ，更多的是考虑害虫的生态学问题，只是在人类 “ 不可容忍 ” 的情况下，才协调的选用一些适当的技术和方法 。因此 ，人们认为 IPM 是一种多学科的管理方法 ，具体体现在审慎地采用多种最有效的方法将有害生物种群控制在可容许的水平 。 IPM 理论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环境及经济诸方面都可接受的涉及多学科的控制技术方法。
随着IPM 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害虫和天敌的种群变化及其与寄主植物的相互关系上 。从经济和生态学意义上讲 ，就是将有害生物的控制最优化 。 IPM 是建立在生态学基础上的有害生物防治策略 ，它主要依赖自然致死因子如天敌等，并寻找尽可能不对这些因子产生破坏的防治方法。 IPM 也使用农药 ，但只是在对有害生物种群和自然控制因子进行的系统监测表明确有需要之后才使用 。从理论上讲 ，一个 IPM 计划要考虑到所有可行的有害生物防治措施，包括不采取任何措施 ，综合评价各种防治技术 、栽培技术 、气象、其他有害生物和要保护的作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其要点是在将对人类健康 、环境和非靶标生物的影响最小化的前提下 ，长期预防与控制有害生物危害。 首选的有害生物管理技术是提高自然界中存在的生物控制力，栽种抗病虫植物品种或品系 ，选用对人类或非靶标生物危害轻的低毒农药 ，采用修剪 、施肥、灌溉等田间管理措施减轻有害生物危害，改造栖息地环境使之不利于有害生物生长 。
可以说， IPM 是一个选择和使用有害生物控制技术的决策支持系统 。在一个治理过程中是使用单一的控制技术 ，还是统一协调地应用多种技术是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的 ，它充分考虑了生产者 、社会和环境的利益及对他们的影响。在协调决策和行动过程中，它运用最合适的 ，有利于经济和环境的控制有害生物方法和策略来达到管理有害生物的目标。有害生物综合管理的要素包括：（ a ） 预防有害生物危害；（ b ） 对有害生物及其危害实行监测；（ c ） 确定有害生物种群密度和危害阈值；（ d ）在考虑人类健康 、生态影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等的前提下 ， 应用生物 、栽培 、机械和化学等多种防治方法治理有害生物，使其种群数量低于预设的危害阈值水平；（ e ） 评估有害生物治理的绩效 。
我国对 IPM 理论的研究与实践
在我国 ，对 IPM 认可的时间比较早 ， IPM 在有害生物管理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 1975 年起，我国就将 “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 确定为我国植物保护工作的方针 ，可以说这既是在 IPM 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 ，也是在长期的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 综合防治 ” 的含义与 IPM 策略是一致的，而“ 预防为主 ” 这一思想是对 IPM 思想的重要补充 。从“ 六五 ” 以来的松毛松综合防治工作 ，就是一次成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尝试 。
我国学者对 IPM 的定义虽不尽相同 ，但对具体的含义和理解还是比较一致的 ： a 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把有害生物作为其所在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和控制； b 强调各种防治方法的有机协调，尤其是强调最大限度的利用自然调控因素 ，尽量少用化学农药； c 提倡与有害生物协调共存 ，强调对有害生物的数量进行调控，不强调彻底消灭； d 防治措施的决策应全面考虑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总之 ， IPM 作为作物保护 / 有害生物管理系统（ crop protection/pest management system ） , 它喻示着从社会经济学意义上 ，将各种跨学科的方法手段应用于农业生产体系中 。 IPM 是一种具有良好生态学基础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 。它一般针对农业生态系统（ agroecosystem ）中所有有害生物，将农作物视为一个能将太阳的能量转化为可收获的产品的系统。在 IPM 方案中 , 强调在通过对有害生物进行管理而取得经济效益的生产实践中 ，要尽可能的减少对作物 、人类健康和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强调在有害生物发生前的预先处理和预防 。 IPM 使用所有适当的管理技术 ，如增加自然天敌 、种植抗病虫作物、采用耕种管理的方法 、正确使用杀虫剂等 。它的目标是限制有害生物的发生 , 尽量使用对环境有益的耕作和生物措施，只有当病虫大面积爆发流行或其危害超过经济阈值时 ，才应用化学药剂。
近年来众多学者从系统论 、生态学、经济学与环境保护学的观点出发 ，探讨 IPM 的发展方向 。丁岩钦 提出了害虫种群的生态控制（ Ecological pest control,EPC ）；庞雄飞等 提出了害虫种群系统控制（ Systematic pest control,SPC ）； Tshenyshev 提出了有害生物的生态管理（ Ecological pest management,EPM ）；李典谟等认为，未来的 IPM 将更加重视 “ 作物 - 害虫 - 天敌 ” 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基础研究 ，强调发挥自然因素的生态调控作用 ，发展高新技术及生物农药，尽可能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建立害虫综合治理体系 。 EPM 与 IPM 的主要区别： ①EPM 的基础是维持生态平衡； ②EPM 的实施具有对信息进行搜集 、处理的系统 ，并不断对害虫和天敌发生趋势进行预测； ③EPM 不采用化学农药 。实施 EPM 必须对生态系统的动态及自然调控机制有深入的了解 ，就目前对生态系统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还不能完全实施 EPM ，加强其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研究很有必要。因此 ， IPM 的发展及未来的 EPM 其核心都体现出无公害，植物病虫害的 “ 无公害 ” 治理正成为研究的热点 ，并将是今后有害生物防治的发展方向 。目前有害生物防治中的问题 农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 ，对农业保持稳产 、丰产起到了很大作用，现在生产上应用的农药品种已有100多种 。在我市每年农药使用总量一般在1000吨以上 ，由于使用农药不当造成的农作物药害发生、农药残留量超标 、人畜中毒事件频频发生。突出表现在：（1）混淆农药类型 。一些农药存放的时间稍长 ，瓶上标签脱落，在未辨清该药为何类时 ，部分农户盲目地使用 ，必然造成一定的药害，严重时可造成作物颗粒无收，甚至影响下茬作物 。部分农户 ，在使用农药时 ，贪图省事，经常擅自“复配 ”农药 ，使药剂效果降低或无效 ，有的甚至产生意想不到的药害。（2）施药方式与农药类型不相对应 。一般除草剂可用喷雾方法来施药，例如精稳杀得 、骠马等 。而有一些农药须作土壤处理剂 ，象除草醚要用撒毒土的方法来除草 ，若作为叶面处理剂，则易造成药害。同时施药的时间也很重要 ，例如除草醚的撒施需光照条件好的天气 ，才能发挥其效用，在黑暗条件下除草醚几乎是无效的 。（3）擅增农药用量 。农户在农田用药时 ，由于没有计量工具 ，常私自增加药剂用量，认为“浓度越高，效果越好 ” ，这不仅浪费了财力、物力 ，同时还造成污染残留 、病虫抗性增强等系列问题。我市前几年花生蛴螬发生严重时，由于过量施用1605 ，使花生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 ，曾导致人畜食用花生以后中毒 。三 、实现有害生物的综合治理措施 可持续治理是综合防治发展的方向，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综合治理应考虑整个农业生产体系 ，注重长期的效益，应该为子孙后人留下一片生存的蓝天 ，综合治理要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 （1）加强病虫害测报体系的建设 ，提高病虫测报的准确性针对病虫害的严重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预防和减轻病虫害的发生为害就是要加强病虫害的预警系统 ，准确及时发布灾害预报 ，并有效地传播出去。供领导决策，要逐步在植保系统中成立监测组织系统，完成对病虫害发生的时间、范围、程度等进行准确地预见 ，二是要建立健全信息传播系统 ，通过电话 、因特网技术进行信息的长距离传输和沟通，同时要有相应的技术保障系统 ，要积极引进害虫预测的专家系统和防治专家系统 ，积累整理数据 、资料等技术。 （2）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量，推广使用生物药剂 化学防治是目前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重要措施 。据统计 ，世界上每年的农药产量为25亿公斤 ，其中杀虫剂占30%左右，大多为化学杀虫剂 ，化学药剂的选择性差 ，对害虫和天敌统统杀死，从而破坏生态平衡 ，造成害虫失去有效的控制而再度猖獗 。而生物农药具有不杀伤天敌、不污染环境 、对人畜低毒等优点。据统计 ，全世界生物制剂每年以10-20%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10年，生物制剂的份额将占到农药产量的20%左右 。另据专家预计 ，生物农药将成为21世纪农药的主导品种 。我国利用苏云金杆菌 、井冈霉素、阿维菌素等生物制剂防治病虫害已成为综防工作重要的措施之一 ，今后应进一步加大生物制剂的宣传力度。 （3）提高农业防治 、物理防治 、植物检疫等措施在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中的作用 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等方法能够控制病虫害的种群数量，在农业生产中 ，合理的轮作 、换茬 、适期播种、施肥 、浇水等措施 ，对控制病虫害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也符合可持续植保的要求 ，植物检疫在控制一些为害极大的检疫性病虫害由发生区向疫区的扩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核心技术有哪些？
答案：是在IPM的基础上 ，运用经济学和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有害生物对经济 、生态、社会的影响和有害生物治理对经济、生态和社会安全的作用 ，分析有害生物流行 、成灾风险及其安全阈值 ，指导有害生物的科学治理，以最大限度减少有害生物的经济损失 ，确保生态安全 、社会安全 ，实现有害生物管理的最优化——低成本、高效益 。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核心技术包括：确定有害生物的经济为害水平和经济阈值（防治指标），根据有害生物的防治指标来化学防治；通过农田植被多样化，提高农田生物多样性 ，种植有益植物等措施诱集保护增殖天敌；通过人工调控生态环境 ，创造不利于有害生物发生发展的环境；最后，综合运用各种农业的 、物理的 、生物的措施来控制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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