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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1990年危机的背景是什么?
(一)美国的“滞胀”与“里根经济学” 。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罗纳德·里根宣誓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时 ,美国经济正为严重的“滞胀 ”所困扰。1980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3.5%,失业率为7% ,经济增长率为-0.2%,财政赤字高达738亿美元。里根指出:“我们正馅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家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我们必须开辟一条改革和重振经济的道路 。”(里根,1991)为此 ,里根政府以供给经济学派 、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等作为理论基础,制定了美国“经济复兴计划”,史称“里根经济学 ”。
“里根经济学”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1)削减联邦政府支出;(2)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3)放松政府管制 ,减少政府干预;(4)反通胀的货币政策。其中,降低税率和减轻纳税人负担是“里根经济学”的核心 。里根认为,“税率低则国库盈;税率高则国库空”。要想国民富裕、国家富强 ,应该从减税开始。只有降低所得税率,人们收入增加了,才会更多地去消费、去储蓄 、去投资 ,才能刺激生产。生产规模扩大了,就能克服“滞 ”;市场供应增加了,就能克服“胀” ,从而实现无通胀的经济增长 。同时,“我们不只是希望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而且还要通过减税来减少政府开支、压缩政府规模、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里根,1991)。
(二)美国的财政赤字和高利率。
以“里根经济学 ”为基础的 ,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在里根总统的任期内,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 。1980~1988年 ,美国经济增长率上升到3.3%,失业率降到6%,平均通胀率大幅降低到4%。但是 ,由于国防费用和社会福利费用的不断增加,里根政府关于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1980年,里根入主白宫时 ,美国私人部门的盈余和政府部门赤字尚能大体保持平衡,两者抵消仍能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其净储蓄额还能为政府的过度开支提供融资支持 。1980年以后 ,美国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持续缩小,政府支出不断扩大,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198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790亿美元 ,占GDP的比例为2.9%。1985年,里根总统第一届任期结束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为2120亿美元 ,占GDP的比例为5.2%
在里根政府实施减税计划 、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美联储则通过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 ,来抑制通货膨胀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上任之初 ,他就连续三次提高利率。当时,美国的官方利率达到两位数,明显高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市场利率高达20%左右 ,比主要发达国家大都高4个百分点。
(三)美元持续升值与巨额贸易赤字 。
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启动了“美元利率上升→美元升值→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过程。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增加了美元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升值。1979~1985年2月,美元与其他10个发达国家货币的比率上升了73% ,美元对这些国家的汇率甚至已经超过了布
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的水平。
美元升值使美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1980年,美国贸易赤字为150亿美元,1982年增加到360亿美元 ,1983年增加到670亿美元,1984年增加到1130亿美元。巨额的贸易赤字使美国从1981年的拥有1410亿美元国外净资产的债权国,转变成1985年的拥有1110亿美元负债的债务国。在4年时间里就发生了高达2500亿美元财富的转移 。到1986年末 ,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
对于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 ,贸易赤字是过度投资的必然结果,而过度投资又是巨额预算赤字造成的。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当时担任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一再向里根解释 ,只减少贸易赤字、不减少预算赤字不利于国民收支平衡和国民经济运行 。但是,里根政府始终没有把削减预算赤字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保罗·沃克、行天丰雄,1996)。
1985年初,美元涨风席卷了整个国际货币市场 ,美元汇率已经达到了极端高价。盛极必衰,从1985年2月起,美元开始走低 。由于美元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贸易计价货币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元的贬值过程也就是非美元货币的升值过程。因此,也是从1985年2月起 ,世界主要国家的非美元货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升值,日元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也开始走强,并从此进入了一个持续升值的通道 ,后来的“广场协议 ”只是加快了日元的升值进程。
(四)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
受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和出口衰退的影响,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1985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美日贸易决议案》和《紧急贸易及促进出口法案》 ,提出凡对美出口超过从美进口额65%的国家,将对其进口产品一律征收25%附加税。日本首当其冲。1985年9月,里根总统首次援引《贸易法》301条款,授权对日本进行贸易报复 。
(五)“国际经济协调”和詹姆斯·贝克。
“国际经济协调”是指在无法保证协调参与国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 ,通过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合作,寻求最佳政策组合 ,以提高参与国的福利水平。1973年以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方主要国家实行本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协调双边汇率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从1976年起,在牙买加体系下 ,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协调,尤其是多边汇率政策协调,主要通过七国首脑会议或七国财长会议的形式进行。
1975年 ,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的第一次七国首脑会议,标志着以大国会议方式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开始,不过,这次会议主要强调各国内部事务管理的重要性 ,没有讨论国际经济协调问题.1978年的德国波恩会议,第一次提出,七国政府应该联合行动 ,共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这次会议是国际经济协调的真正开端 。1982年,法国凡尔赛会议建立了包括美国 、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五国财长会议制度。1986年 ,加拿大和意大利加入,成为七国财长会议。其中 “广场会议 ”是汇率政策协调的典型例子;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增加了包括利率 、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等在内的有关宏观经济指标内容,成为利率政策协调的一个典型例子 。 1985年初 ,詹姆斯·贝克成为第二任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强硬、务实的政治家,主张采取实用性贸易政策来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为了降低美
元汇率,减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 ,他要求召开五国财长会议,并提出了就多边汇率问题进行联合行动的“国际经济协调新措施” 。
(六)日本的1985年。
在日本历史上,尤其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与破灭的过程中,1985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这一年日本发生了一系列足以影响日本历史 、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广场协议 ”和日元升值只是其中的一环。
1. 日本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加快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和金融都曾带有浓厚的“封闭”和“管制”色彩。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了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 、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日本政府逐步放宽了利率限制 ,修订了《外汇与外贸管理法》,开放了日本金融市场,并积极拓展日本银行海外业务。1985年 ,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揭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 、国际化的序幕。
2. 随着日本经济国际化步伐加快,日本政治国际化进程也在加快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日本政府一直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行动;扩大国际影响、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其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 ”的理想。1983年,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日本的“大国思维战”战略 ,并把对美关系作为这一战略的基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后来的“广场会议”和“卢浮宫会议 ”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日本均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
3. 1985年前后,日本还酝酿着一场更深刻的变革 ,即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舆论更是指责日本政府封闭市场 ,输出失业。这些舆论给了日本政府以强烈的震慑 。1985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 ,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1985年的日本,同时面临着三个非常重大的战略转变:(1)由“管制经济 ”向“开放经济”的转变;(2)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 ”的转变;(3)由“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显而易见 ,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变革集中在同一个年份,本身就缩小了宏观政策的回旋空间。当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问题、国内经济目标与国外经济目标问题 、国内政策协调与国际政策协调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增加了宏观政策选择和调整的困难 。
(七)日本贸易盈余的积累。
1985年前后 ,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与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贸易盈余的积累 。从1964年开始,日本出现了贸易盈余,并逐年扩大 ,由此引发了长期的日美贸易冲突。1980年以后,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激化、贸易摩擦升级。198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76.62亿美元 ,1985年为461.5亿美元,5年时间增加了5倍 。
(八)“中曾根主义 ”。
1982年,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内阁首相。1983年 ,他提出了日本的“大国
思维”战略,从此日本进入了“中曾根主义”时代,即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 ,提升国际地位,改善国际形象,以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理想 。
早在1964年 ,日本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时,日本政府就提出,“日本只有争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直接参与解决国际重大问题 ,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 ”。1983年和1984年,中曾根在七国首脑会议上反复强调 ,日本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稳定增长,维护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体制 ,通过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通过稳定外汇价格,扩大世界贸易 。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 ,“这些讲话均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阐述日本立场的,大国思维跃然其中”。
2、日本1990年危机的诱因是什么? 日经指数看跌期权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首先,政府及政策部门决策失误与泡沫经济直接相关。美国的高压迫使日元快速升值 ,与大幅降低利率一起诱发了金融资产泡沫的产生。而股市泡沫迅速膨胀之时,日本银行却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直至1989年5月,才将维持了两年零三个月的超低利率提高 ,延误了使过热经济软着陆的时机 。之后日本银行连续五次加息,至1990年8月,2.5%的再贴现率已提高至6.0% ,同时出台了土地融资的总量控制 、土地税制改革等严厉的紧缩政策,最终刺破了泡沫。
其次,来自国际市场金融衍生商品的冲击 ,给日本证券市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力。日本于1984年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措施,放松政府管制,开放了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的自由流动 ,为投机资本的入侵打开了大门 。外国银行和证券公司运用诸如股指期货这一崭新的投资手法,与现货指数之间进行套利交易,对大牛市的破灭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而高盛发明的“日经指数看跌期权”最终要了日本股市的命。日经指数看跌期权做为一种权证很容易买卖 ,普通投资者交易时很方便,看空的力量大增 。同时日本人沉迷在股价上扬的梦幻中,认为股价怎么可能下降呢?所以日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在诱惑之下纷纷与高盛对赌,签订巨额对赌合同。衍生品的交易使得泡沫加速破灭。
最后 ,银行和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 。1990至1991年,日本证券公司、银行丑闻频发,如野村 、日兴等证券公司为大客户填补损失 ,富士、东海银行等以假名义提取存款等欺诈事件,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信誉,动摇了投资者信心。在大牛市面前 ,追逐资本增值的投机目的使投资者狂热地投入到股市,投资者信心过度膨胀,风险意识薄弱。
3、日本1990年危机的有哪些前兆?可能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什么?
(1)危机前的征兆:
1985年的“广场协议 ”成为日本股市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日本股市由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盈利推动转向估值提升 。日本央行由于担心日元升值对经济的紧缩作用,采取了低利率的扩张政策,结果导致日本国内货币供应明显增速 ,M2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迅速增长的财富使广大投资人将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催生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也为日后的泡沫破灭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阶段,日本实际GDP仅增长17.19% ,但汇率升值了72.17%,股市上
涨了456%,市场估值水平由20倍左右提升到70倍左右。
(2)经验教训:
a) 宏观政策的失误
1985年9月七国财长会议之后 ,日本一味迎合美国的需求,放纵了银根,以刺激国内需求 ,降低居高不下的贸易收支盈余 。此外,由于80年代重建财政 、减少财政赤字和减少国债发行量成为日本最优先的课题,使得刺激经济的工具完全靠央行的再贴现率的下调。
b) 金融自由化的负面效应
随着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进 ,企业开始积极利用证券市场筹资,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恶化。外汇市场的过早以及衍生工具的发展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冲击,国际投行与本国金融机构过度追求利益而忽视风险的监控与管理 。
4、日本1990年危机时美日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态度如何,各采取了哪些措施?
1990年2月27日 ,日本财务省出台了限制房地产贷款的措施,由于市场对政府的限制措施将会损及地价的担心,导致此后的股市下滑更为剧烈---戳破资产泡沫的利刺
日本央行并未意识到泡沫破灭,反而认为股市和地价仍会居高不下 ,日本经济依然过热,因此在1990年8月将政策利率从5.25%急升至6.0%。
1991年7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从6%下调至5.5% ,同年12月财务省宣布废除对房地产贷款的限制措施,但这些举措并未阻止股市走低和地价下滑。
1992年2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经济将陷入衰退 ,日经指数当年3月跌破2万点大关,并在8月跌破1.5万关口 。政府在随后几年都在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促进股市回稳。同时 ,央行也阶段性降低政策利率,并在1995年 年9月降至0.5%。
港媒称,有人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 ,实际是八、九十年代美日贸易战的“翻版” 。美国总统特朗普想以“301大棒”迫使中国坐进谈判桌边,与美国协商,最终让美国得到想要的利益,贸易战打不起来。但历史真的会如此简单重复吗?
据《香港经济日报》网站4月3日报道 ,回顾过去发现,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时代,美国也曾数度以301条款为武器 ,不断要求日本改善贸易结构。
报道称,当年的日本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挑战美国全球经济“一哥 ”地位 。因此许多人猜测,特朗普向中国挥动“301大棒” ,似正在复制当年收拾日本的手段。
报道认为,要了解这个比拟是否恰当,要先回顾美国当年怎样利用“301条款”迫日本就范。
报道称 ,美国“干掉 ”日本半导体产业:1985年,NEC在半导体销售额上超过美国企业,跃居世界首位。感到危机感的美国企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投诉 ,称日本产品倾销 。美方出动301条款施压后,日本1986年签署了《日美半导体协定》,承诺自主限制出口和在日本市场接受外国造半导体。此举避免美日爆发贸易战,但这被认为是日本半导体走向没落的原因之一。
美国遏制日本汽车制造业:1995年美国单方向宣布 ,对日本的13款高档车征收100%关税 。美方还暗示启动301条款,阻截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结果日本企业制定和实施提高海外生产比例等自主计划 ,平息了事态。
因此有评论认为,美方这次是将“301的亡灵复活”,试图用当年打击日本的手段 ,遏制中国崛起。
但报道认为,中国的底气远强过当年日本 。
报道表示,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演 ,美国这次挥动“301大棒”的结局,未必能复制当年对日本的结局。贸易战打不起,日本崛起被成功遏制。原因有三个:
第一、日本是二战战败国 ,和平条约下不能拥有军队,日本安全保障要依赖美国,在力量不对称下,日方被迫屈服美国的贸易要求 。而今天的中国没有这个包袱 ,能向美国说不。
第二、今天中国占美国GDP百分比,要大于80年代的日本,中国增速也更快 ,使其很可能在2030年经济上超过美国。因此,中国在中美谈判更有底气 。
第三、中国经济正在逐步向内部消费导向转型,不再过度依赖出口 ,更能承受贸易战的冲击。中方手中筹码更多,不会接受不平等的谈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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