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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
，《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孔子参考鲁史记，作成《春秋》 。或笔或削 ，多出于孔子之独断与别识
，微辞隐义，其实难知。因此 ，及门高弟子夏亦不能赞一辞
。于是乎
，推求《春秋》之指义，遂成为历代《春秋》学之志业。《孟子·离娄下》称孔子作《春秋》 ，就生成论而言
，有其事 、其文、其义三元素 。而义，为孔子所“窃取 ” ，指或笔或削
，多出于孔子自觉之取舍
。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谓孔子纂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 ，以制义法。”《礼记·经解》亦云：“属辞比事，《春秋》教也 。
”综要言之
，司马迁谓“约其辞文”，即是《礼记》所云“属辞 ” ，《孟子》所述“其文
”
。《史记》所谓“去其烦重”
，指史事之笔削，相当于《孟子》所云“其事 ” ，《礼记》所云“比事
”。《孟子》《史记》《礼记》所言
，彼此可以相通互明 。若能洞明《春秋》或笔或削之书法，即可以考索言外之“义”
。排比相近相反之史事 ，连属上下前后之辞文
，亦可以求得《朱子语类》所谓“都不说破 ”之《春秋》史义。简言之，破译孔子《春秋》之微旨隐义 ，其方法策略有三：一曰笔削；二曰比事；三曰属辞 。而其诠释视野
，则在运用系统思维，作原始要终
、张本继末之探究
。

就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所提“义法
”而言 ，笔削、比事 、属辞，皆可作为凭借
，以求“义”
、求“法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云：“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 ，固将惟义之求 。其事与文
，所以借为存义之资也。
”《春秋》之指义，既寓存于其事、其文之中 ，故考察史事如何排比编纂？辞文如何连属修饰？自《春秋三传》以下
，遂成历代《春秋》学者考义 、求义之津筏
。清孔广森《公羊通义·叙》称《春秋》重义：“然而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章。”研讨比事属辞 ，有助于求义
、观义；对于《春秋》之笔削去取
，亦可以即器以求道 。

《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 ，《公羊传》《谷梁传》以历史哲学说经
。就求义之法而言
，章学诚称：“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 ”故《左传》释经之功独高 。汉桓谭《新论》谓：“《左氏传》于经 ，犹衣之表里，相待而成
。《经》而无《传》
，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之说 ，亦称《左氏》“博采诸家
，叙事尤备 。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
。因以求意 ，经文可知。
”一称《左传》与《春秋》
，互为表里；再称《左传》叙事见本末，可因以推求《春秋》经之指义 。啖氏所谓“因以求意（义）” ，大抵指《左传》之历史叙事、以史传经而言
。

《左传》以历史叙事方式解释《春秋》经
，简称以史传经，遂与《公羊》《谷梁》以义解经 ，殊途异辙。《左传》与《春秋》
，同为编年史书，有关之历史事迹分隔异处 ，不相联贯 。统合之道，即在经由事之比
，辞之属，而求得《春秋》或笔或削之义 ，以及褒贬予夺之旨。清章学诚曾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
，《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笔削之义，不仅事具本末 ，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必有详人之所略
，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 ，而忽人之所谨 。……而后微茫杪忽之际
，有以独断于一心
。（《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章学诚称笔削之义，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 ，事具本末
，文成规矩，此比事属辞之功。其二 ，夫子窃取之义，微茫杪忽 。推求《春秋》之义
，可借由详略 、异同
、重轻、忽谨之对比烘托，寻得孔子独断于一心之历史哲学
。《春秋》之经学叙事 ，为中国传统叙事学之滥觞
，《左传》之历史叙事薪传之，踵事增华 ，变本加厉
，乃成历史叙事之宗祖与典范。《左传》发明《春秋》经之义，于《经》阙《传》存 ，最为显著 。学者指出
，《经》无《传》有者，或作《经》义之旁证 ，或明《经》文之笔削
，或详究不书 、不言
、不称之故，或称说《经》文之不及与阙漏
。要之 ，多可以“笔削 ”二字概括之。《左传》阐发《春秋》经之微辞隐义，亦以笔削见义为依归 。

一部春秋史
，堪称为诸侯争霸之历史
。其中，晋楚两大国势力之消长 ，尤其攸关霸业之兴衰
，及诸侯于国际之依违关系。春秋五霸，唯齐桓公为盛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诸侯皆归之 。桓公既没 ，诸侯叛齐即楚。楚乘诸夏之衰
，蚕食中国，凌虐诸姬
。虽宋襄图霸 ，然泓之战功败垂成。若非晋文公崛起于其间
，城濮一战克敌制胜，则天下皆南面事楚矣 。晋文创霸 ，固在城濮之战；从此晋主夏盟，天下翕然宗之
。迨平公失政
，霸业始渐衰，前后长达一百余年。

由此观之 ，城濮之战在春秋史、争霸史
，以及晋国霸业史方面，都极具关键意义 。更何况 ，晋楚城濮之战
，为春秋以来规模最大之一场战争
。因此，《左传》以十分笔力 ，惨淡经营
，“序得声满天地，气撼山河
” ，不愧为大块文章。今以城濮之战为例
，论述《左传》叙战于《春秋》笔削之转化与运用，叙战之模式 、叙事之义法 ，亦由此可见一斑 。

《周礼·春官·宗伯》载内史之职责，为掌理天王有关爵
、禄、废 、置
、杀、生 、予
、夺之八柄之法 ，以诏告王治
。而且
，“掌叙事之法，受纳访 ，以诏王听治 ”。史官主书主法
，以诏王治天下，于是或书或不书 ，或笔或削
，多攸关王柄王治（参考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国学研究》第四卷） 。

《孟子·滕文公下》称：“《春秋》 ，天子之事也
。
”盖内史掌叙事之法
，所以诏王听治。而生杀予夺之权柄，仍归天王掌理 。是以孔子作《春秋》 ，无异替代天子施行赏罚。于是原为赞诏王治之废、置 、予
、夺柄法，转换成史官叙事之予夺书法
，再衍化为褒贬劝惩之历史叙事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史官“历记成败、存亡 、祸福
、古今之道”，一语道出史官主书主法之原委。从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 ” ，至《孟子》称说《春秋》原本乃“天子之事
”
，可知笔削褒贬之所由来，以及《左传》历史叙事之渊源所自 。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称：“《春秋》无达辞 ，从变从义
。”《竹林》篇亦云：“《春秋》无通辞
，从变而移。……辞不能及，皆在于指 。 ”孔子作《春秋》 ，必将指义先存有于心中
，然后能施行笔削去取
。义，既经一心之独断 ，于是史事之忽谨、详略
，辞文之重轻 、措置，方有定夺 ，始有规准。故曰从变从义、从变而移 。不但辞文如何连属，皆在于指义；即史事如何排比
，亦“皆在于指
”
。清方苞倡古文义法，由《春秋》书法转化而来（参考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 ，新文丰出版公司2016年版）。方氏倡“义法”说
，追本到司马迁《史记》，更溯源至孔子作《春秋》 。以为：义法之操作策略 ，二言可以蔽之
，曰“义以为经，而法纬之 ”；法以义起 ，法随义变
，亦由此可见（方苞《又书货殖传后》《史记评语》）
。换言之，义先法后；先有“义” ，而“法
”后之
、随之。孔子作《春秋》如此
，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成《史记》 ，要皆不例外 。所谓未下笔，先有意；犹文同画竹
，必先成竹于胸中。作经、撰文 、修史
、艺术，要无不同
。

晋楚城濮之战 ，自是左丘明惨淡经营
，匠心独运之叙战名篇。千军万马，驰骋战场；生死格斗 ，存亡所系
，祸福所倚，更攸关华夷形势之消长 。身为史家 ，叙战将如之何而可？战争结局
，晋胜楚败；晋文创霸，楚焰销歇 ，史家将如何着墨
，方见精神，方不负使命 ，始可以鉴往而知来？凡此，皆攸关《左传》叙战之或笔或削
，以及左氏之史观、历史哲学
。要之，《左传》之以史传经 ，叙事传人
，皆缘于资鉴之史观。发而用之，则为历史叙事之详略 、重轻
、异同、忽谨之书法 。论证如下：

（一） 《左传》史观 ，聚焦于资鉴
，往往侧笔见义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曾提示圣人修《春秋》之五例：“微而显 ，志而晦
，婉而成章，尽而不污 ，惩恶而劝善
。 ”前四者或曲笔
，或直书，示载笔之体；惩恶而劝善 ，则示载笔之用（钱钟书《管锥编》）。此所谓善恶，泛指成败 、存亡
、祸福、荣辱 、是非
、得失、毁誉等等
，包含一切正能量与负能量之历史裁判 。劝勉及惩戒，即是历史资鉴之作用与功能
。回顾过往 ，瞻望将来
，历史重演既有其可能，于是“往事不忘 ，后事之师
”
，遂为资鉴之信条（参考陈登原《历史之重演》）。娴熟前言往行，观其成 、其福 ，固值得见贤思齐；苟知其败、其祸
，亦足以戒慎恐惧，思患预防 。故资鉴劝惩之教化 ，为史官之天职
，史书之使命
。

城濮之战开战之前，客观形势颇不利于晋国。四年前 ，公子重耳结束十九年流亡生涯，甫返国即位为晋君 。晋国历经二十年之内乱
，元气大伤，尚未恢复。晋国在此之前 ，理乱之不暇
，未有参加国际战争之实际经验
。更何况晋文公已近花甲之年，企图称霸诸侯 ，虽曰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不免有日暮途远之顾虑。何况争霸之对手 ，为南方之强楚国
，能不惶恐？楚历武王
、文王、成王以来，日以强大 ，论者以为“入春秋以来
，灭国之多，无过于楚；而灭国之易 ，亦无过于楚”（清马骕《左传事纬》卷二《楚灭诸小国》） 。楚于是幅员渐广，甲兵日盛
，其威逼中原之态势，业已形成
。城濮之战若非晋文告捷 ，中原华夏或许南面事楚矣。战前之较短量长如此
，哪知战争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居然晋胜楚败 。晋何以胜？楚何故败？成败 、存亡之理为何？祸福
、得失之道何在？提示其中所以然之故 ，作为天下后世之资鉴
，乃《左传》历史叙事之重要使命
。《左氏》叙战之发想与取义，大抵如是。取义既定 ，然后或笔或削
，“义以为经 ”，其事其文（法）纬之 ，历史叙事乃告完成 。

晋楚两大国
，为城濮之战交战之主体
。《左传》之历史叙事，于其事、其文 ，多不采等量齐观方式，但传承《春秋》笔削见义之书法
，侧笔叙事晋国一边，叙楚国事迹只用带叙 、略叙。综观晋楚城濮之战 ，决定成败胜负之关键因素
，以兵法谋略为上，故《左传》叙城濮之战 ，笔之书之
，不惮其烦详说之 。《春秋繁露·祭义》：“书之重，辞之复 ，呜呼！不可不察也
，其中必有大美恶焉
。
”城濮之战，聚焦于资鉴 ，不惮其烦载记晋军之兵法谋略
，详略重轻之际，自有笔削见义之资鉴精神在。《左氏》以史传经 ，薪传《春秋》书法而光大之，即此是也（《春秋》笔削
，参考张高评《笔削显义与胡安国〈春秋〉学》，《新宋学》第五辑） 。

综考城濮之战 ，《左传》叙写晋军之兵法谋略
，笔者曾撰文阐发其微，如为何而战？明列指标；如何而战 ，攻其必救。假道于卫
，称舍于墓；设计用谋，攻心为上
。买空卖空 ，支配在我；因势利导
，请君入瓮。复卫封曹，三施三怨；私许复封 ，偷天换日 。楚惠未报
，我曲楚直；退避三舍，转曲为直
。蒙马虎皮 ，出其不意；设施曳柴，多方误敌等等（张高评《〈左传〉叙战征存兵法谋略》
，《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3期）。《孙子兵法·谋攻》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城濮之战晋之胜楚，切合《孙子兵法》“上兵伐谋 ”所云 。故《左氏》提供成败之历史资鉴如是 ，因笔削而见详略重轻之书法
，亦由此衍生
。

（二） 详略重轻见笔削，比次史事显指义

属辞比事 ，堪称《春秋》之生成论
，学者以意逆志读之解之，即成《春秋》之阅读论
、诠释学。清姜炳璋《读左补义》释之云：“属辞者 ，聚合其上文下文之辞 。比事者
，连比其相类相反之事
。
”晚清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论经》则以为：“《春秋》之义，是是非非 ，皆于其属合、比次 、异同
、详略之间见之。”属合、比次，指辞之属
，事之比而言 。就比事而言，比 ，指排比 、编比
、比次史事
。凡史事之相近似、相关合者
，为类比；相反 、相对、相乖违者，为对比。就历史叙事而言 ，即是类叙与对叙 。无论对叙或类叙
，要皆缘于指义而发。在史料取舍过程中，大抵以义为指归 ，来进行筛选抉择
。因此
，自有详略重轻之取舍分际，于是与《春秋》笔削见义之书法同功。

《左传》叙城濮之战 ，多以比事显义
，见历史叙事之义法 。叙次晋楚，或作对叙 ，或作类叙
。叙战而用对叙，则彼此相形
，而得失见；前后相絜，而是非昭。如僖公二十七年 ，叙将战之前
，楚子将围宋，令尹子文
、子玉先后治兵 ，一宽松
，一严峻，已烘托出新任令尹治军之风格来 。且蔿贾断言子玉：“刚而无礼 ，不可以治民！ ”开篇叙楚事如此
，即与晋军相对
。晋军为救宋围，亦蒐于被卢 ，作三军
，谋元帅。然三军将佐，温和礼让 ，***之气度，自与子玉有别 。《左传》详叙元帅郤縠之说礼乐而敦诗书
，又详叙晋侯教其民以义、信 、礼，亦与子玉之“刚而无礼
”相反相对
。《左传》说楚 ，以言叙凸显子玉必败；叙晋
，则宣称：“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战前之叙事 ，晋楚对叙已如此 。

晋侯伐曹
、假道于卫；围曹
，因其凶而攻之；多以精于兵谋类叙，以连属篇章
。“宋人告急 ”章 ，则又比物联类
，以及晋侯、先轸之答问。答问之际，已促成齐秦之参战 ，亦展示晋国君臣之诸般兵法谋略
，见胜战良非侥幸 。读者方见晋文公君臣同心协力，排难解危 ，《左传》忽叙楚成王使子玉去宋，下达“无从晋师”之命令。子玉不但不受令
，反而“使伯棼请战
”
。抗命 、自用至于如此，已触犯为将之忌讳 ，埋下战败之祸因（参张高评《左传之武略·左传论为将之忌》）。前后叙晋叙楚君臣关系如此
，即是以对叙显义 。子玉公开提出“复卫封曹”之条件，不可谓不精明 ，然子犯先轸之论辩
，将之转换为“私许复曹卫 ”，无异入室操戈 ，将计就计
，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于是化危机为转机
。《左传》叙晋楚兵谋之攻防 ，亦用对叙：晋报楚惠
，实践退避三舍诺言，不料“楚众欲止 ，子玉不可
”。于是，晋军之劣势变为优势 。子玉之“刚而无礼
，不可以治民”，由《左传》之对叙 ，昭然若揭
。战场之一切变数
，晋军多能掌控；危机困境，亦多长于化解与突破。如此用兵作战 ，安能不胜？

晋文公对楚作战
，基于前文所述之外在因素，一直缺乏胜利之把握 。故晋楚于城濮对阵 ，《左传》叙其担忧
、犹豫、恐惧 、害怕
，一则曰晋侯患之，再则曰公疑焉 ，三则叙其忧思成恶梦
，四则曰是以惧，皆是类叙见义 ，形象历历
。晋君如此，犹能克敌致果者
，关键不在明君，而是晋有贤臣 ，如先轸
、狐偃、赵衰 、郤縠
、栾知、胥臣 、狐毛之属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谓“得人 ”，所谓“有三士 ，足以上人
”。由此言之
，晋文公于《左传》中之形象，所谓因人成事者欤？无怪乎吴闿生《左传微》引诸家说 ，以为战前之重信义
，皆临时措办，所谓假仁假义；叙晋侯患之、公疑焉
、是以惧云云 ，是写晋侯之狐疑虚怯；入曹而亟报私惠
，是写其器量浅小；城濮之战，只是侥幸成功而已（吴闿生《左传微》卷三《晋文之霸》） 。清韩菼《左传句解》亦批评晋文公：“纳王示义 ，似矣；而河阳之狩，请隧之举
，大义安在？伐原示信，似矣 ，而宛春怒楚
，曳柴败荆，大信安在？大蒐示礼 ，似矣
，而降服请囚，将殡有声 ，大礼安在？”此发挥系统思维
，就《左传》全书所叙晋文事迹，进行大属辞比事 ，而突出“谲而不正 ”之晋文公形象
，足与《论语》孔子所云相发明
。果如上述所云，城濮之战叙事 ，晋国君臣行事之相反相衬，楚成王与令尹子玉君臣亦二三其德
，要皆因对叙而显义者。

就城濮之战大势言之，晋胜而楚败 。此就对比叙事 ，可以明其所以然。至于晋何以胜？楚何以败？则类比叙事
，足以见其大凡
。林纾《左传撷华》称：“城濮之战，（晋）君臣辑睦 ，上下成谋
，故胜。
”就《左传》叙战原始要终，张本继末观之 ，晋国所以致胜
，在于君臣上下辑睦与成谋，此则最富于经世资鉴之价值 。反之 ，楚之所以战败
，君臣矛盾，离心离德；子玉身为令尹 ，却抗命、轻敌 、躁进
、自用，亦足作殷鉴与诫惕
。若就局部类叙言之
，《尚书》《国语》《战国策》《史记》叙战，从来未有叙其如何战、如何战者。城濮之战 ，分叙晋军于楚右师 、左师之攻略
，奇正相生，不满百字 ，写尽战事 。或以正兵
，或以奇兵；或以奇为正，或以正为奇（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
。要之 ，皆是凸显兵法谋略之克敌制胜
，所谓上兵伐谋。类叙前后四番之攻防兵谋，而千军万马奔腾之气势 ，跃然纸上 。历史叙事之存实传真
，千载之下读之，犹如见如闻
。“上兵伐谋” ，真堪作历史之资鉴。

比事显义，作为历史叙事之重要手法
，有对叙与类叙二端 。类叙，以连属零散
、比物联类为其功能 ，有助于人物形象之塑造
。对比叙事
，以相反相对，映衬烘托为其要领。以反差冲突碰撞出意味 ，因对比衬托
，而回互激射，而意象浮现 ，指趣凸显 。清方苞著《左传义法举要》
，于城濮之战叙事之两两相对，有极详尽之列举。且以为：两两相对之叙事法 ，可以有三大作用：其一
，可以改善文章之散漫无检局；其二，有助于通篇大义之贯穿；其三 ，有功于抒轴而成章
。方苞所称叙事文之两两相对，即指对比叙事而言。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

王建生人物介绍

《王禹偁《建隆遗事》考——兼论宋初“金匮之盟 ”之真伪》
，《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 。

《北宋学士院若干制度考辨》，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6期
。

《中国宋朝与高丽外交关系论略》（合作） ，《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略论宋文化对高丽的影响》（合作）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

《宋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卷》1997年第1期转载
。

《熙丰时期“东联高丽
”战略研究》（合作） ，《齐鲁学刊》1996年第6期。

《宋朝高丽交聘考》（合作）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

《宋朝与高丽“朝贡贸易”考论》（合作），《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
。

《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1998年第3期。

《王夫之论宋代书院析》
，《教育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邵氏闻见录〉有关王安石若干史料辨误》，《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

《试论宋代书院的官学化》 ，《中国书院》第2辑
，1998年刊。

《朱熹论〈春秋〉书法》，《朱子学刊》（第九辑）1998年第1辑 。

《宋哲宗亲政时期的曾布》（合作） ，载《宋史研究论文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

《宋初大将自晦现象初探》（合作）
，《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

《宋代提举学事司考略》，《古籍研究》2000年第4期。

《岳飞之死与宋太祖“不杀大臣 ”誓约考》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 。

《两宋州县学官及其任用考核制度》（合作）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

《“辽以释废”析》，《中国文化月刊（台中）》第二五七期 ，2001年8月刊。

《宋代学规考论》
，《中国书院》第4辑，2002年刊；

《李纲与姚平仲劫寨之战》 ，《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

《宋代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制度研究》（合作）
，载《宋史研究论丛》第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

《<宋史·道学传>探源》（合作） ，《新宋学》第二辑
，页76-8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两宋书院盛衰的政策因素》 ，《中国文化月刊》（台中）第276期，2003年12月刊 。

《南宋许浦御前水军考论》
，《岳飞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8月版
。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未注出处之引书试析》 ，载《<朱子全书>与朱子学——2003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探微》（合作），载《政府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版 。

《明清舒城地区水旱灾害及其成因》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2期
。

《南宋两浙沿海的水军》，载《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 ，页153-168
，巴蜀书社2006年8月版。

《<宋史·高丽传>史源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 。

《南宋横城义塾及其<义塾纲纪>考论》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5期。

《试析五代宋初中原诸政权角立中的契丹因素》（合作）
，载《辽金史论集》（第十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

《宋太祖心腹武将张琼死因探析》 ，载《宋史研究论丛》（第八辑）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王建生

王建生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师 。

中文名：王建生

国籍：中国

职业：教师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主要成就：中国古代文学

代表作品：通往中兴之路

性别：男

人物经历

1999.9－2003.7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士
。

2003.9－2006.7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硕士。

2006.9-2010.7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文学博士 。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

主要贡献

主要论文

1、《问题举隅》，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2期；/

2 、《宋元文学编年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古代
、近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12期（原载《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3、《学道与道学——吕本中诗学二题》
，载《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5辑，学苑出版社 ，2010年11月；

4 、《吕本中与中原文献南传》
，载《语文知识》2010年第4期；

5
、《南宋初“最爱元_”语境下的文化重建》，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3期；

6、《两宋之际文人视野中的“伊川学 ”》 ，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4期；

7 、《“文丐奔竞
”之外——也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
，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8、《宋代“两制 ”名称的泛化》，《语文知识》2012年第2期。

9
、《陈与义的“新体
”诗》 ，《文史知识》2012年第3期 。

10、《两宋之际咏物诗中理学观念的渗透》
，《文艺评论》2013年第4期
。

11 、《宋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别调》，《郑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2
、《疏误举证》 ，《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3期 。

13、《高还是矮：“东坡帽”小考》，《兰台世界》2013年第10期
。

14 、《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谈教师治学教书的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6日“评论 ”版。

15
、《杜甫咏物诗中的“物理
”与“性灵”》，《文艺评论》2014年第6期 ，8500字 。

16、《记忆 、视野与文学典范化——以周紫芝对张耒诗的接受为中心》
，《郑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

17
、《两宋之际的诗、道冲突与平衡——以吕本中为中心》，《北方论丛》2014年第5期
。

18 、《方回诗学视域中的苏轼》 ，《名作欣赏》2014年第8期；

19
、《探索文学的原生态应成为学术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28日“评论 ”版。

20、《论南渡文人的京洛记忆与文学写作》，收入《多元视角与文学文化——古典文学论集》 ，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 。

21 、《论明人的学诗路径——以胡应麟为研究中心》
，《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2期；

22、《吕祖谦的中原文献南传之功》，《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23
、《宋代文人眼中的“文潜体
”》 ，字数9000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

24、《“大节艰危见”——的思想文化倾向》，《文史知识》2015年第11期。

25 、《陆游的文章观》 ，12000字，《新宋学》第五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 。

26
、《张耒诗典范化的启示》，《弦诵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6月
。

28、《北宋晚期理学传承剪影》 ，《集美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29 、《陆九渊视野中的王安石》
，《南昌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

30
、《北狩词考论》，《励耘学刊》 ，2019年6月
。

31、《和而不同：南宋初年思想史之走向——以杨时墓志铭争论为中心》
，《新宋学》第八辑，2019年9月。

32 、《南宋地方总志中的杜甫遗踪》 ，《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4期 。

33
、《南宋寓客及其文学活动》,《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4期
。

专著

《通往中兴之路：思想文化视域中的宋南渡诗坛》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新编》（宋代部分），郑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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