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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指的是厂商把产品批发给零售商时 ，还附带提出零售价下限的做法 。过去一个世纪 ，在未得到合理解释前，反垄断执法者一直对这种做法抱有深深的敌意 ，但现在这种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早在1911年 ，美国最高法院自信地根据“本身原则 ”裁定它违法，而今天“本身原则 ”已为“合理原则”代替，有关指控必须酌情考虑了。零售价下限锁定 ，乍看令人迷惑 。上游的厂商 ，把产品批发给零售商时，为什么要限定零售商的最低售价 ，从而抑制零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呢？人们容易理解的是 ，零售商之间若展开价格厮杀，那么只有销售成本最低——即销售效率最高——的零售商才能幸存 ，这将把产品的零售价推低 ，从而促进产品的销量 。只要促进销量，上游厂商便“袋袋平安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 ，不让零售商展开价格竞争？1911年 ，当最高法院法官判决“迈尔斯博士医药公司案(Dr.Miles) ”时，还没有人能提出言之成理的解释 。案中一家医药公司 ，因为与药品零售商达成了“最低零售限价”协议而被起诉 。法官写道：“这些所谓的 ‘零售代理’ ，根本不是被告的代理，也不是它的代销商，而是按计划购买药物并进行转售的购买者 ，即所谓的零售商人。……维持最低零售价 ，即使对制药商有好处，也仍然存在问题 ，即制药商是否有权……限制零售商把属于后者的药物拿去做买卖的自由。 ”由此 ，法官认定被告违反了谢尔曼法中关于禁止“限制贸易 ”的规定 。因为“价格锁定”是“本身违法”，所以被告有罪 。我们说过 ，不怕法官胡思乱想 ，只怕没有记录在案。这种让法官把判案的理据仔细写下来的做法，是习惯法的一大优点 。其实不仅如此 。占少数而不被采用的法官意见 ，也是记录在案的。霍尔姆斯(O.W.Holmes,Jr.)法官就在此案写下了他的反对意见 。这个霍尔姆斯很讨厌反垄断法 ，他曾经说过：“谢尔曼法可真荒唐，但如果我的国家要下地狱 ，我就在此帮它一把 。霍尔姆斯在反对意见中写道：“被告只要稍微修改协议 ，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任何攻击都将不攻自破。要是被告在法律上和名义上都让零售商成为它的代理，那么哪怕是热衷搞价格管制的人 ，也都不得不承认被告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 。我认为 ，只要这么想，我们就该悠着点 。 ”然而 ，霍尔姆斯也只是在论证被告有权设定零售价下限 ，但并没有解释被告为什么要那样做。过了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高露洁公司案(Colgate) ”中 ，技术性地推翻了他们在“迈尔斯案”建立的原则 。高等法院判定 ，厂商有权宣布其批发商品的附带条件(包括关于零售价下限的规定)，然后随时终止与违反规定的零售商之间的交易 。这无疑给“零售价下限 ”开了绿灯。这怎么就合法了？法院解释：因为这只是厂商单方面的行为 ，不涉及“协议 ”或“共谋” ，所以不能套用谢尔曼法。于是，高露洁公司逃过了一劫 。又过了7年 ，当“通用电器案 ”在最高法院审理时 ，情况被霍尔姆斯说中了——那些执行“零售价下限 ”的所谓零售商，被证明是通用电气公司的真正代理(bonafideagents)，而非独立营运的企业 。这样 ，也就不存在企业之间的协定或共谋 ，所以被告无罪。到此，关于“零售价下限”行为的争论 ，仍然集中在(1)批发商和零售商有没有协定；(2)批发商和零售商是企业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3)商品究竟是代销还是购销等问题 。撇开这些鸡毛蒜皮不论 ，关键的谜团——厂商为什么要设立零售价下限——还是没有解开 。直到1960年，芝加哥大学的泰舍尔(L.G.Telser)发表《厂商为何要公平贸易？》 ，才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一件产品 ，除了物理属性，还包括服务 ，如演示、解释 、选择 、定制和退货承诺等 。提供这些服务有助于销售 ，但必然增加成本，并推高零售价 。要是不规定零售价下限 ，那么提供服务的零售商 ，就会被不提供的零售商占便宜，即顾客会跑到环境舒适、提供产品演示 、有售货员现场解答问题的商店选货，然后跑到不提供服务但零售价较低的商店购货。于是 ，谁也不愿意提供服务 ，结果减少了销量 。泰舍尔的观点是：厂商限制零售商搞价格竞争，目的是绕过“搭便车 ”的困境 ，鼓励他们在价格以外的销售服务上竞争 。基于同样理由 ，批发商除了实施零售价下限，还往往会采用“划分销售区域 ”的策略 ，目的也是为了减少零售商之间的搭便车行为 ，从而激励他们提高服务质量。大家想想，虽然电视是非常有效的广告形式 ，但如果不存在排他性的地区总代理 ，那么单个零售商会去做电视广告吗？肯定不会，因为其他零售商会大占便宜 。这就是“划分销售区域”的效率含义 。那是从什么“限制贸易 ”的角度所无法理解的。今天美国最高法院的逻辑是：虽然 “纵向零售价格锁定 ”是本身违法的 ，但由于其他的纵向限制确实有助于刺激同行的竞争 ，所以除非不能通过合理原则的检验，否则就是合法的。这样便引入了“合理原则” 。法庭进一步解释道：“厂商单方面的行为并辅以经过约定的非价格限制，有别于单纯的价格限定协议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后者是要按‘本身原则’处理并处以三倍罚款的。”这就是说 ，最高法院虽然没有公然推翻先例，却已经明确给出了绕过先例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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